乾元二年,三月中旬,金陵。
正旦大朝那场关于煤炭官私的争论,表面上已经过去了。
诏令也已经下去,朝廷重申矿禁,私采煤炭者从重论罪,地方官隐瞒不报者连坐,矿头、牙人、私运者一经拿实,轻则流配矿监服役,重则弃市。
可朝堂上的事,哪里是诏令一下便真结束的?
尤其是陈圭。
这位工部尚书在正旦大朝上当众请开煤禁,结果被户部尚书严珣痛骂,说他不过是豪族口舌,还借百姓名义行豪强之利,最后赵怀安虽没有当场斥责陈丰,但圣意已经明白。
陛下没有取圭之议。
对于许多混迹中枢的官员来说,这句话本身就够了。
所谓揣摩圣意,从来不只是看皇帝说了什么,更是看皇帝没有说什么。
若皇帝当场大骂,那倒未必是失宠,有时候骂得越重,说明还想用,还愿意教。可若皇帝不骂,只把你的奏议轻轻放到一边,再转头采纳别人,那味道就很不一样了。
于是从正月下旬开始,金陵各衙门里便渐渐有了议论。
有人说陈这些年把工部弄得像市井商行,哪里还有尚书体面?
也有人说陈圭此人恃宠而骄,仗着当年从吴王府工曹一路跟到大明工部,便自以为国中器械、工坊、炉冶皆系于他一人,连户部、三司都不放在眼里。
更有人说,这一次若不是严珣当朝驳倒陈圭,真让他开了煤矿口子,不出三年,江南、淮南、荆襄山中便都是矿徒,豪强坐大,朝廷难制。
这些话传来传去,自然就传到了科道官耳中。
大体来说,大明立国后,朝廷监察言路有两条。
一条是都察院。
都察院御史学风宪,纠百官,察州县,遇有大案,可奉旨巡按地方,查钱粮、刑狱、军务、官吏贪墨。
他们和锦衣社一并,常被称为是大明乱纪之官的黑白无常。
可以说,其他人来找你,都什么问题没有,可督察院御史找你,你的事就大了。
而另一条就是属于六科的给事中。
六科给事中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,直接隶属于督查御史,只按科监督六部。
吏科盯选官,户科盯钱粮,礼科盯仪制,兵科盯军令,刑科盯刑狱,工科自然盯工部、河渠、营造、矿冶、军器诸事。
而科道官最奇妙的地方,就在于他们官小权重,俸禄不厚,座次也不高,可只要奏章递上去,哪怕弹的是尚书、宰相,也没人敢说他无权开口。
赵怀安当初设科道时,说过一句话:
“御史事务太重,可朝廷到底是需要耿介之士,以风闻奏事,查漏补缺。”
所以大明言官风气一度颇盛。
可言路一开,弊端也随之而来。
有人真心纠弊,有人借言求名,有人看见上头脸色,便抢着咬人;还有人明明是门户私怨,却披上一件为国除奸的外衣。
对此,赵怀安当然晓得这些,而且他一开始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,也正是这么个原因。
但后面王铎的建议,以及赵怀安对权力和制衡管理之道的越发理解,就越是深刻感觉到不仅监督的风纪要有,还要有一些风闻的,专门用来开炮的官员。
为何?
赵怀安没对任何人说过,但他心里很明白,作为管理者,信息就是权力。
他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,是因为他怕言官变成党争的刀子。
可后来他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事,那就是权力不仅是被行使的,更是被知晓的。
现在大明太大了,他赵怀安就是一个人,眼睛都看不过来,还能管得过来?
他坐在金陵金銮内,天下各州县发生了什么,六部各司在办什么差,地方官是贪是廉,军中是稳是乱,这些信息如果只有一条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,那他就只能听到别人想让他听到的东西。
你以为自己是在决策,实际上却是被人家向上管理了。
你要说赵怀安还有个锦衣社?也能有自己渠道?但锦衣社事情太多了,他的核心指标其实也不是查朝廷的官员,更多是去地方办案的。
但现在赵怀安设置的这个六科给事中就不一样了,他们什么具体的事务都没有,唯一的事情就是喷人。
凡是他们看到的,听到的、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只言片语,都可以写成奏章,直接递到御前。
和御史定罪需要严密的证据链不同,六科给事中甚至连证据都不要,也不需要层层流转,直接递给赵怀安。
可以说,这些人风闻奏上来的,十个有九个都是为了喷而喷。
但对于赵怀安来说,这可太重要了。
因为正是这些风闻中,赵怀安能获得朝廷六部的丰富信息,如此他再和下面的六部官对弈时,就能获得更多的视角,也就更能明白对方的行为。
而且,因为六部给事中的存在,那些六部官也弄不准皇帝知道什么,不知道什么,如此更不敢隐瞒信息。
可以说,赵怀安主动给朝廷内部引入一条疯咬的恶狗,既让赵怀安便于管理六部,又吸引了六部的火力,可谓神来之笔。
另外,从实利来讲,言官的存在,也确实能帮助赵怀安调整政策的分寸尺度。
很早以前,赵怀安便发现,人对世界的认知,本就有四种。
有些事,是自己知道,别人也知道的;有些事,是自己知道,别人却不知道的;有些事,则是别人知道,自己反而不知道;还有些事,是谁都不知道,只能等待时间去验证。
而天下之事,大抵也脱不开这四类。
皇帝每日批阅奏章,看似总揽天下,可实际上,他知道的,不过是送到御前的那些事情;而天下真正发生了什么,地方知道,百姓知道,六部知道,督抚知道,却未必能层层传到御前。
最危险的,从来不是皇帝不知道天下,而是皇帝不知道,自己还有哪些事情不知道。
赵怀安一直认为,一个人的见识,不在于知道多少,而在于能否不断缩小那些”别人知道,自己不知道”的部分。
只有如此,他才能获得真实。
而要怎么做呢?那就是要借助他人的眼睛。
听取忠直之士的忠告,可以发现自己的过失;任用敢言之臣,可以发现政令的疏漏;巡视地方,可以知道朝廷之外发生了什么;广开言路,可以知道百姓真正想要什么。
而人的认知,正是在一次次纠正自己的盲区过程中,不断扩大。
其实到赵怀安这个层面,便是北伐又如何,李克用又如何?他其实都没有太过于在意,因为他觉得以目前大明的国力,完全可以战而胜之。
但赵怀安却又明白,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,那就是他觉得北伐没问题。
赵怀安最大的敌人,不是无知,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。
也没有人告诉他,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全看赵怀安自己判断。
可以说,大明命运系于赵怀安一人的判断抉择,这是真话。
所以相比于言官的优点,它的缺点,就成了赵怀安必须忍受的代价。
三月十二这日,天刚亮不久,皇城东侧的六科廊里,已有几名工科给事中聚在值房中。
春雨刚停,廊下滴水如线,一滴滴落在青石上,非常治愈。
工科给事中许良坐在案后,面前摊着几封已经誉好的弹章。
他约莫三十七八,面皮白净,胡须修得整齐,说话声音亮如洪钟,果然是以言舌吃饭的。
在他旁边还另有两名工科给事中,一人叫谢方,一人叫卢维敬。
他们都是新朝言路里很典型的人。
许良出身不算高,却也不是寒门到底。
他父亲曾在寿州做过县学教谕,后来乱世里弃官还乡,靠替地方豪强写契书、教蒙童过日子。
许良少时读书很刻苦,却始终没赶上什么正经科举。
这倒不是他不用功,而是当今天下改朝换代,赵怀安从吴藩到大明,国家一路打过来,制度也是一路建起来的,所以哪有什么现成的科举给他们考。
后来两淮初定,各州荐举明经、能吏、孝廉之士,许良便被寿州推上来,先在吴王府做过一阵书吏,后来转入工曹,又因几次上书指出地方修桥虚报木料之弊,被调入六科。
所以许良这种人,最懂工部的实际情况,所以批判起来最狠了。
你不能说他没有私心,但试问谁不想出名,升迁,得名于阙下?
而另外一人,谢方则与许良不同。
谢方是江宁人,早年在县衙做过吏,可以说是精熟吏事,本来这样的人应该是在实务系统打转的,可偏偏让他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。
当年保义军入金陵,清理江宁旧吏,谢方因没有大贪,反而得用下来。
之后朝廷开言官,因为没有自己的人才来源,所以一开始都是各部系统举荐和自己毛遂自荐的。
而谢方就看出在督察院的前途,主动自荐,后被考课后,成功转入都察院,最后补为工科给事中。
也正因如此,谢方为人比许良稳妥,晓得有些事落在案头只是一笔,可到了刑部、大理寺、锦衣社手里,那就是一条命了。
所以谢方写弹章时,算是少有实事求是的一个。
至于三人中的卢维敬,就年轻太多了。
因为他是吴藩时代,从学监出来的儒士,父亲原本是湖州一个小绅士,家境又殷实。
其人在学监时期,就以文章和豪言出名,曾说:
“国法如炉,奸邪皆当锻尽。”
后来赵怀安设六科时,就喜欢从国子监、州学里拔这种年轻读书人。
原因也简单。
年轻,朋友少,顾忌少,有冲劲!敢打敢拼!
你让一个老人去弹劾工部尚书,他下笔前就已经想到里面有多少人情和厉害,如此锋芒就少了三分。
可卢维敬这种小年轻,他是看到机会,真上,真喷!
当然,也正因为敢骂,有时候就显得不知轻重,很不体面!
其实,他们三人也是大明如今言官的一个缩影。
新朝初立,科举还没有真正形成稳定的人才池,所以六科、都察院里的官员,来源非常杂。
有旧日吴王府幕僚、书记、军中文案;有地方荐举上来的明经、孝廉、贤良、能吏;有学监和州学出身的年轻儒生。
而这也就是国初才能有的时代特色,虽非清一色科甲正途,却尽显勃发。
谢方年长些,手里端着一盏茶,思索着。
卢维敬去年刚被提拔了一级,这会心气正盛,眼下正低头看许良草成的弹章,越看越觉胸中发热,大喊一声:
“许公这篇雄文,正气凛然,好。”
卢维敬压低声音道:
“陈圭身为工部尚书,却一意替商贾豪右开山泽之门,若非严尚书当廷驳倒,真叫他成了,以后天下矿山皆成豪强之利。如此大事,岂能不弹?”
许良淡淡道:
“不是弹他与豪强通利。”
谢方听到这里,才抬眼看他。
许良继续道:
“这话不能乱说。无凭无据,说工部尚书收了豪强的钱,那便不是风闻,是造谣。”
卢维敬一怔:
“那许公弹什么?”
许良把面前弹章推过去,点了点其中几行:
“一弹陈圭执掌工部后,诸监增项太急,以工坊急务压户部、三司,坏了部院章程。”
“二弹他岁末将煤铁诸监核册强送户部,逼其封印前覆核,轻慢朝廷制度。
“三弹他正旦朝上,以百姓取暖为名,欲开私矿,见小利而忘大患。”
“四弹他遣工部吏员暗查地方私煤,却不先知会州县与都察院,已有越权扰民之嫌。”
他说完,手指在案上轻轻一敲。
“这些都可弹,也都站得住。”
谢方皱眉道:
“站得住是站得住,可眼下弹陈圭,是不是太急了些?”
卢维敬道:
“谢公何意?”
谢方没有立刻答话,只看了一眼外头廊下。
廊外几个小吏正抱着文匣急匆匆走过,鞋底带着雨水,在青石上踩出一串湿印。
谢方等人走远,才道:
“正旦朝上,陛下已经驳了陈圭。此时我等再弹,落在外人眼里,便像是揣摩圣意,趁势下口。”
卢维敬脸色微变,心里有点不舒服。
这话让你说了,倒显得我们两是小人了!
许良却不动声色:
“言官纠劾百司本就是职分,何来趁势?”
谢方道:
“许公,你我同在工科,有些话不妨明说。”
“工部这些年势大,诸部对陈圭不满者甚多。“
“户部严珣不满,三司王瑰不满,连礼部那些人也嫌工坊煤烟污了金陵气象。可不满归不满,陈有功也是实实在在。”
“大明军器、车弩、铁料、煤炭、砖瓦、诸坊厂,哪一处不是工部撑起来的?”
“这时候弹他,若只是论政,当然无妨。可若弹成了夺官罢职,那便是折朝廷一员能臣。
许良看了谢方一眼:
“能臣也要守法。”
谢方道:
“在下也没说他不该守法。”
“那便弹。”
“可陛下未必愿意动他。”
许良笑了一下,笑意很淡
“谢公,言官若先想陛下愿不愿意,那还叫什么言官?”
这话一出,谢方便不说话了,因为他说这话,倒显得他在揣摩上意了。
另外一个是,许良这话在理,至少表面上很在理。
他们六科给事中吃的就是这碗饭。
若事事揣摩上意,见皇帝喜欢谁就不敢弹谁,见皇帝厌恶谁才上去踩一脚,那科道便不是风宪之官,就真成了朝廷恶犬。
可谢方心里又明白,许良此番就是在落井下石,博出位。
此番陈圭出了这么大个丑,平日又得罪人,要是能借此弹劾部官,并一击秦倒,这里面的功劳和清名,是何等大?
就在此时,廊外又走来一名穿青袍的御史,名叫袁衡。
他是都察院的御史,出身同样不高,后来在吴藩系统中做到了县令,因在丈量地方田土中铁面,所以被提入都察院。
他手里也拿着一卷文书,一进门便道:
“几位同僚,弹章写好了?”
许良起身相迎:
“袁御史来得正好。”
袁衡将手里的文书放下,道:
“我这里有一份地方风闻。”
“袁州萍乡私煤越发猖獗,地方豪强借山民之名开坑,矿动辄数百,县中巡检不敢入山。还有人说,私煤沿袁水而下,入江后转卖到洪州、江州诸坊。”
卢维敬精神一振:
“这便是陈开矿之议的害处!”
袁衡却看了他一眼:
“私矿是在禁矿前就有的,不能全栽到陈圭头上。
卢维敬一滞。
袁衡坐下,语气平平:
“我可与诸公一同上疏,请朝廷查办袁州私矿。但若要借此直接罢陈丰,我不署名。”
许良眯了眯眼:
“袁御史也觉得陈圭不可弹?”
“可弹。”
“那为何不署?”
袁衡道:
“弹他失议可以,弹他坏法也可以,弹他纵容袁州私矿,不行。”
“为何?”
“证据不够。”
袁衡说得很直:
“朝廷正月下禁矿诏,二月袁州私矿便报严重,这里面有两种可能。”
“一,私矿本就严重,只是过去地方不报,现在是被有心人又送了上来。”
“二,禁令一下,豪强担心朝廷真查,趁此时多采多运,多捞一把。”
“无论哪种,都不能直接说是陈圭纵矿。
许良一时没有说话。
廊房里只剩雨水滴落的声音。
过了一会,许良才道:
“那便分作两疏。”
“一疏论陈圭失议、坏章程。
“一疏请查袁州私矿。”
“袁御史只署第二疏,如何?”
袁衡想了想,点头:
“可。”
谢方在旁边看着,心里叹气。
这件事已经拦不住了。
......
同一日,工部衙署。
陈圭并不在堂中坐着,而是在后院一处临时搭起的棚屋里,看几块从兖海煤矿送来的煤样。
几块黑煤摆在木盘里,有的光亮,有的发暗,有的手一摸就掉黑粉。
旁边工部矿冶司郎中、军器监炉博士、河渠司主事站了一圈。
陈圭拿起一块煤,在手里掂了掂,又让人拿小锤敲开,露出里头细密的黑纹。
“兖海这煤,比八公山浅,好采,近徐州、近漕道,若能成矿,以后北伐军器皆可就近供给。”
矿冶司郎中道:
“只是鱼台那边才遭袭击,人心尚未安。”
陈圭道:
“那就多派护矿军。木栅换土墙,先采露层,边采边筑仓。”
那郎中犹豫一下,道:
“部堂,如今禁矿诏刚下,朝里又有人弹劾部堂,说部堂此前请开民矿,是欲以山泽利豪強......”
陈圭听到这里,反倒笑了。
他笑起来不好看,脸本来就黑,眼角纹路深,一笑更显得疲惫:
“弹便弹,能如何?且做事!”
众人不敢说话。
陈圭把煤放回木盘,用帕子擦了擦手,帕子立刻黑了一片。
“我这个工部尚书,坐在这里,原也不是给人夸的。”
“他们骂我急功近利,也没骂错,我就是急。”
“北伐在即,诸事要办,哪一样能慢下来?”
“要体体面面,不要办事好了,下去养老都夸你好!”
“我以前想,要是开禁煤矿,可以调动民间诸商,如此能短时间内在各道设厂,煤炭无忧。
“不过陛下所想也是对的,是我想浅了。”
“但我服侍陛下多年,晓得陛下明见万里,知我本心。”
其实陈圭说这些话自然也是有安抚部下诸僚的意思在,因为他要是倒了,他们这帮人也要倒霉,如此人心浮动,还怎么做事?
在陈圭眼里,做事是最重要的,因为他在陛下帐下的第一天,就记得,陛下只在乎你有没有做事!
可他似乎有点忘了,以前赵怀安是要把事作对,可现在做事的多了,却要的是做对的事!
而诸人听得陈圭一番话后,又结合他们对于陛下的了解,也觉得这一次部堂能挺过去,心中便也松了一口气。
那边,陈圭对诸人道:
“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快速将此前探明的煤产地开厂,出煤!”
“这事事关北伐和我大明百工、百姓发展,不可懈怠!”
他说到这里,看向矿冶司郎中:
“八公山、兖海、袁州萍乡、舒州潜山,凡已探明的煤山,一个月内给我列出增产条画。
“要多少人手物资,都要提前给个预算来,后面要发给三司审计。”
“另外一个是,在诸厂中加设澡棚。”
郎中一愣:
“澡棚?”
陈圭没好气道:
“人从煤坑里出来,一身黑灰,岂有人样子?”
“而他们煤场还能缺煤吗?直接分出一部分,直接烧热水,给工人洗澡,后面也可给票,让工人的家属们一并到矿上洗澡。”
“这也是朝廷能给的福德了。”
众人听得面面相觑。
有人心里暗想,部堂这人是真怪。
他在朝上请开私矿,像是只顾产量不顾人命,可现在又好像真把下矿工当人看一样。
可这也正是陈圭复杂之处。
他要赈济,但也晓得矿上是个什么情况。
这时候,门外有小吏进来,低声道:
“部堂,六科那边递了弹章,已经入宫了。”
棚内一下安静。
陈圭却淡然,点点头,只说:
“知道了。”
他低头看着木盘里的煤样,过了片刻,道:
“把兖海煤样封两块,送军器监试炉。
小吏忍不住抬头。
陈圭冷冷看他:
“看我做什么?做事!”